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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嘉学术的系统是怎样的?乾嘉学术的分类

来源:讲历史2016-11-11 09:17:28责编:邓结人气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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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导读】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,其内部并没有统一的派别和团体,然而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分析,至少可分为两大学术系统,一是以苏州人惠栋为中心,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;一…

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,其内部并没有统一的派别和团体,然而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分析,至少可分为两大学术系统,一是以苏州人惠栋为中心,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;一是以徽州人戴震为中心,以求实为特征的院派。在吴派和皖派两大系统之外,还有以焦循、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,以及以全祖望、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。这些学派均以考证实证为基本特征,被通称为乾嘉之学。当然它们又各县特色,具有不同的学术内涵和学术贡献。

吴派学术开始于徐枋和汪琬,然而真正建立吴派学术体系的还是惠周惕、惠士奇以及惠栋祖孙三代。惠周惕的经学著述有《易传》、《春秋问》、《三礼问》《诗说》等。惠十奇也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,著有《易说》、《礼说》、《春秋说》。其《易》学不王粥及其以后的注解,以为尽改为俗书,又创为虎象之说,遂使比较纯正的汉学就此消失。其《礼》学亦然,以为郑玄的《三礼》,去古末远,多引汉法,故借以为说。而此后的诸家《礼》说因不了解古意,往往改从俗说,故不尽可信。'夫汉远于周,而唐又远于汉,宜其说不能尽通也,况宋以后乎!'因此在他看来,要治经学,只有追踪周汉。到了惠栋的《周易述》、《易汉学》,更是跨唐宋而越魏晋,专采汉代人的注解,汉以下的学说一概不取,遂使汉学的旗帜更加鲜明。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唯汉是从,凡古皆真。以为凡学说出于汉儒者,首当遵守,其有敢指斥者,则目为信道之不笃。故而其学虽可视为'纯粹的汉学',但其过于泥古的弱点,则明显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。正如王引之稍后所批评的那样,惠栋在学术上考古虽勤,而见识不高,心不细,见异于今者则从之,大都不论是非。

惠栋的弟子有沈彤、江声、余萧客、钱大昕、王鸣盛、江藩等。其中以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论,要数王鸣盛、钱大昕及江藩更为突出。

沈彤笆志学问,博通诸经,尤精于三《礼》。其《果堂集》多订正经学之文,颇见功力。后世学者以为其经学著作稍逊于惠十奇而醇于万斯大。江声毕生未仕,着力于《尚书》之学,集汉儒之说以注之,汉儒不备,则旁考他书,精研古训,成《尚书集注音疏》十二卷,实为《尚书》古注之集大成者。其弟子知名者有顾广圻。

余萧客年十五即通五经,知气理空言无补经术,遂思读汉唐注疏。所著《古经解钩沉》一书,博采唐以前各种古书中所引的旧注,按《十三经注疏》的顺序详加叙录,所录旧文——标明仕处,故而价值颇大,是研究唐以前儒家经学的重要参考书。

王鸣盛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史学,他的《十七史商榷》是清代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。他在经学和儒家学术的研究方面,主攻的重点去《尚书》,著有《尚书后案》。另有经史考证之作《蛾术编》。他主张训诂必以汉儒为宗,甚至认为治经断不敢驳经,但当墨守汉人家法,定从一师,而不敢他徒。由此反映了他的治学态度十分守旧。

和王鸣盛一样,钱大昕的主要学术贡献也在史学,他不仅著有《甘二史考异》这样的史学名著,而且还著有《三史拾遗》、《诸史拾遗》、《元史氏族表》、《元史艺文志》以及各种史学年表等。在经学和儒家学术的研究上,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,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。其《潜研堂文集〉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等,都是经史考证的名著,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钱大昕的学术思想不像吴派其他学者那样冥顽不化、墨守成规,而相当自觉地意识到古人的学间既不可轻易低毁,也不应过分株守,而要有选择地吸收。

钱大昕的学术理念在吴派学者中算是一个特例,不足以反映这派学者的特点。这派学者的基本特点是,以博闻强记为入门,以遵古守家法为究竟。他们认为,汉代以下的学说皆不可信,只有汉代经师去古末远,所说最得儒家真精神。因此,凡出于汉儒的学说,在吴派学者看来皆当遵守,如有谁敢于指责汉儒,便被他们视为信道不笃。这一派的治学方法,也一如其开创者惠栋一佯,便是凡古必真,凡汉皆好。这种方法壁垒森严,旗帜鲜明,独守汉儒家法与师法,对于理解汉代学术文化自是一极有利的工具,但是对汉儒的盲目信从,不仅失去学者应有的怀疑精神,而且极容易引向复古主义的道路。就学术范围而言,吴派学者就经学论经学,虽有理清经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的作用,但也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脱离现实政治的倾向,部分地丧失了顾炎武等人通经致用的思想传统。

和吴派学者不同,以戴震为中心的皖派学者不仅具有极强的怀疑精神,而且敢于对现实、对统治者所信奉的官方学说进行最无情最严厉的批判。戴震曾经受学于江水,也曾向惠栋执经问难,以师礼事之。江水学识渊博,贯通古今。专心于《十三经注疏》,对于《三礼》的研究尤其精深,并长于步算、钟律、声韵,在学术上对戴震影响甚大,世称'江戴'。

作为皖派学术的中坚,戴震较早就表现出怀疑精神。在他刚刚就傅受《大学章句》时,就曾对朱熹关于儒家经典的注释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。他认为,朱熹去孔子已二千年,故而他的那些解说很难说真的把握了孔子学说的精髓。就这种精神推而广之,戴震治学不以人蔽己,也不以己自蔽,不论何人所言,决不轻易盲从盲信,而必求其所以然之故。假如不足以凭信者,即便是圣哲父师之言也决不轻易相信。故而皖派学术一般说来严于深思求证,虽一字之解,也不肯轻易放过。他在《与某书》中谈到其治学经验时说,治经先考字义,次通文理,志存闻通,必空所依傍。汉儒故训有师承,也有附会;晋人凿空附会益多;宋八则恃胸臆为断,故其袭取者多谬;而不谬者在其所弃。我辈读书,原非与后儒竞立说,宜平心静气体会经文,有一字非其的解,则于所言之义必差,而道从此失。这一点是院派与吴派的重要分别。

院派异于吴源的另一个特点是吴派学者仅重视淹博,而缺少识断;而皖派学者不仅博古通今,实事求是,不偏主一家,而且能分析条理,识断精审。

院派与吴源的最大不同还在于,吴派学者为经学而经学,始终未能超出考证学的范围;而皖派学者,尤其是戴震,不仅学有专精,而且试图建立新的哲学体系,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。在当时,清朝统治者倡导宋明理学,企图以宋明理学窒息人们的情感,维护社会的既成秩序。戴震所着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以孔孟圣贤为旗帜,以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等儒家基本典籍为依据,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,对宋明理学以理杀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,曲折地表达出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。戴震认为,宋明儒者将天理与人欲严格对立,无视人欲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。其实,人欲之不可无,乃是基于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。欲为实体,理为节制这一实体的准则,无欲何以言理?进而,他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'无欲'这一概念并非儒学所本有,而是来源于释道。这种批判意识用诸学术也必然与吴派学者凡古必真,凡汉皆好的盲从盲信大不相同,而能保持一种冷静、严密的分析批判和经世致用精神。皖派学者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说,而能旁证博引,择善而从,具有一种自发的科学归纳方法,因此被胡适誉为与培根以来的西方科学方法相近。

戴震后学,名家甚多,最能光大其业者,莫如段玉裁及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。段玉裁所著《说文解字注》、《六书音韵表》,时人评价甚高,以为自有《说文》一千七百年来,未有善于此书者,不独为许慎之功臣,而且为道德之指归,其有益于经训者功劳最大。王念孙少时即向戴震学习经义,受过文字、音韵、训诂学的训练,毕生专注许、郑之学,考文字,辩音韵,为其治学的主要范围。著有《读书杂志》、《广雅疏证》。其子王引之受其影响,也毕生专心于音韵、文字、训诂之学,取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《方言》及《音学玉书》读之,日夕研求。著有《经义述闻》、《经传释词》二书,与乃父所著二书合称。王氏四种'。王氏父子基本贯彻了惠栋、戴震所开创的学术精神,以渊博的知识熟练地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,在训诂和校勘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,其成果均为清代校勘训诂方面的佳构,不但饮誉有清一代,被公认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作,而且至今仍有意义,是研读古代经传诸子之重要参考书。

吴派是乾嘉汉学正式形成的标志,院派是乾嘉汉学的主流。在吴派和院派之外,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派别还有扬州学派。扬州学派继承了吴派和院派的学术传统而又有所创新,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,具有相当浓厚的近代气息,在清代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就学术源流而言,扬州学派是从院派和吴派发展而来。吴派的学术领袖惠栋、院派的学术领袖戴震都曾久居扬州,其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不能不在当地发生影响。另一方面,扬州学派的中心人物王念孙、王引之、汪中、任大椿、阮元、焦循、刘台拱、凌廷堪等都曾出入于吴、皖学术之门,和皖派学者戴震或吴派学者王鸣盛、钱大昕等都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渊源。也正是他们构成了扬州学派的中坚,他们在学术研究范围上的广博,在学术研究深度上的贡献不亚于吴、皖两源的任何学者。在某种程度上诚如张舜徽在《清代扬州学记》中所分析的那样,吴派最专,院派最精,扬州之学最通。焦循曾明确地说过,古学末兴,道在在其学;古学大兴,道在求其通。因此说,如果没有吴、皖两派之专精,则乾嘉汉学不能兴盛,然而如果没有扬州之通学,那么乾嘉汉学也不能广大。不过,吴学专宗汉儒遗说,排斥其他各家,其失也固;院派实事求是,但除戴震之外,似乎仅知详于名物度数,不及称举大义,其失也偏;只有扬州诸儒,承二派以起,始由专精汇为通学,中正无弊,最为近之。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,才使乾嘉汉学达到学术上的高峰。

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的学术贡献已见于皖派学术部分的介绍。他们二人的学派身分既可视为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,也可视为院派的重要传人。在二王之外,扬州学派的学者首推汪中。汪中早年丧父失学,遂受雇于书商。贩书之余,浏览经史百家之书,卓然成家。其学术渊源,据他自己说,在少年时期是私淑顾炎武,故尝推六经之皆以合于世用,及为考古之学,惟实事求是,不尚墨守。其后,又受惠栋和戴震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深刻影响,治经不专一家,不拘于汉宋门户,惟是为求。所作《尚书》、《春秋述义》、《仪礼》及《尔雅》诸校本,均纲提条析,得其会通。尤其是他具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眼光,重视先秦子书辑佚、考证和思想研究,所作《墨子表微》、《塞子序》,创孔墨并称说,推崇已成绝学的墨子学,以为墨子是凡民有丧,匍匐救之之仁人。力辩孟子辟墨为过枉。又作《荀卿子通论》和《荀卿子年表》,充分肯定荀子为孔子经学之真传,以为荀子之学出于孔子,而尤有功于诸经,六艺之传得以不绝者,主要是因为荀子的传授。故而他以孔荀并提,否定唐宋儒者的所谓道统说。由此,汪中也被当时的一些经学卫道士视为名教之罪人。可见,他已不是乾嘉汉学中不问思想只问学术的旧学者,而带有相当浓郁的近代气息。汪中之外,扬州学派的学者要数任大椿。任大椿与戴震同举于乡,故而得闻其学术方法,遂究心于汉儒之学。由于受到戴震的悉心指点,实为其及门弟子,传戴震的典章制度之学。他深知儒家经典浩博难罄,因依类稽求,博征其材,约守其例,以释名物之纠纷。故而他的学术成就也主要表现在对典章制度的考释方面,尤长于《三礼》,著有《弃服释例》、《深衣释例》、《释缮》等,以即类以求,推类而广的方法,博览群书,下以己意,详加考证古礼名物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的礼经类提要虽不是出于其一手,但皆经其审定。

于此可见他在典章制度方面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力和卓识。他如焦循,不仅学术成就较高,学术思想丰富,而已治学范围也较广泛,兼通经学、数学和戏剧理论。其论学之旨,以为不可以注为经,也不可以疏为注。于近儒执一之弊,排斥尤为严厉。在儒家学术方面,由于焦循的家族世传《易》学,因而他承祖父之学,幼年好《易》。后私淑戴震,最信服其《孟子字义疏证》,以为此书发明理道性情之训,分析圣贤老释之界,为请儒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哲学书。焦循在儒学和经学方面的贡献,一是他的《六经补疏》,对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《左传》等儒家主要经典的历代注疏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补充,于儒学史的研究贡献良多;二是他的《易》学三书,即《易图略》、《易学章句》和《易通释》,于《易》学研究颇多心得,自称发明《易经》所讲的'旁通'、'相错'、'时行'三义,直接从《易经》的卦辞本身去寻找'参伍错综'的关系,祛除了汉宋诸儒给《周易》附加的神秘色彩。他一方面用数理解释《周易》,另一方面更由治《易》的方法道释诸经。三是他的《孟子正义》,实为清代群经新疏之代表作,以东汉赵注为主,博采数十家之说,又收集、援证顾炎武以下百余学者之考订校释成果,广征博引,凡难解之处,均一一罗列各家之说,并酌加己注,为历代关于《孟子》注释中最为详备的一种。

阮元是焦循的族姐夫,二人来往也颇密切,其学术自然颇受焦循的影响。作为王念孙、刘台拱的同乡后学,他也受到王、刘二人的指点,使其知音韵、文字、训诂之学。正为戴震学术之嫡传,因而阮元的学术实与戴震一脉相承。诸如他的《性命古训》、《论语论仁论》、《孟子论仁论》等,都与戴震的思想和学术方法相接近。阮无的师友尚有任大椿、凌廷堪、程瑶田等。其学术特征是主于衷微,偶有一得,初若创获,然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,贯纂群言,昭著发蒙,异于猥琐之学。在儒家学术方面,阮元治经专宗汉学,以为圣贤之道存于经,经非话不明,故而毕生致力于提倡学术,先后创办浙江话经精舍、广东学海堂,素来被视为乾嘉汉学的殿军。他格外重视罗致人才从事编书刊印工作,所主编的《经籍纂话》,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,汇刻的《皇清经解》,实为乾嘉汉学在训诂、校勘、经解方面的系统总结,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能嘉汉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料,至今都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和极高的价值。

浙东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。浙江又是黄宗羲的故乡。大清之后,浙江学术一直较为发达,到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时代,实已形成当时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,是乾嘉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。此时期的中心人物为全祖望、邵晋涵、章学诚等,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史学而不在儒家思想和经学。只是他们与乾嘉诸老的学术精神有相通之处,故而列为乾嘉学术之一支。

全祖望是黄宗羲、万斯同、万斯大的私淑弟子,一生力学,著述甚多。其学兼及经、史、词章,重点在历史文献学。关于儒家思想和经学,主要是他博采众书,以十年之力续补完成了黄宗羲的《宋元学案》,将宋元两代学术思想按不同派别加以系统总结,并列表说明其源流,其中独自撰写的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。邵晋涵在《四库全书》编纂馆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史部提要之撰写,其学术地位与戴震相当。其时有经学则戴震、史学则邵晋涵的说法。于儒家经学,他著有《尔雅正义》、《孟子述义》、《觳梁正义》、《韩诗内传考》等,对《春秋》三传有相当精深的研究,新刊《十三经》中《春秋》三传,便是由他负责完成的。他的《孟子述义》,对前人之失多有纠正,其《南江札记》中另有关于《孟子》的考证三百八十余条。

章学城是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,其主要学术工作也在史学,而且他在儒家思想和经学的研究方面如果说有什么见解的话,也往往与乾嘉学术之正统派相反对或有异。他的一个重要见解是'六经皆史'。这一论点虽然前人早已提出,但基本都是从经史不分这个角度来认识的,而章学诚的不同处,在于他认为应该把经纳入史的范围。以为史先于经,史包括了经。显然这一见解与前人乃至乾嘉诸老的认识有所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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